昭通市市场监管局：“三个突出”推进年报公示工作

内容摘要：　它是一种民主政治权利，目的在于使村民依法选举村委会，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它是一种民主政治权利，目的在于使村民依法选举村委会，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在个案中判断其是否合宪，当以已经确定的基本权利的保护领域和保护程度为依据进行分析。关键词: 服公职权 平等保护 两年基层工作经历 报考公务员是时下大学生就业时的重要选择。

在我国，由于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又没有类似的司法审查案例，公民服公职权的平等保护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时下民众热衷于报考公务员，如何回避公务员热带来的弊端需要政府拿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简单地、任意地对公民报考资格进行限制。从形式上看，国家的设限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负责发布中央机关公务员招录信息并制定相应政策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公务员局并没有就此限制进行解释，也没有指出其行为的法律依据。实际上，在我国招录公务员的过程中，公权力屡屡侵犯公民的平等服公职权。

[4]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第546号解释称：服公职之权，则指人民享有担任依法进用或选择产生之各种公职、贡献能力服务公众之权利。二、两年基层工作经历条件的合宪性分析 如前所述，招考公务员所设置的基层工作经历的前提条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受到很多质疑。不料，奏稿刚刚拟定，张亨嘉丁母忧去官，这个稿子就被搁置了下来。

陈衍认为，此前三儒之所以屡次被驳，殆以王、黄二儒曾事鲁王、桂王，炎武虽受唐王之召而未往，其实他们与同时始终未曾出仕的孙奇逢、陆世仪、张履祥，以及为明殉节的黄道周、刘宗周异迹同心，现在诸人均已从祀，独有三人尚付阙如，似于崇儒重道之大公有所未尽。户华为：《船山崇祀与近代湖湘地方文化建构》，《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承认，顾、黄、王得以从祀两庑，乃是政府中颇具时代眼光的人士试图对意识形态的神殿作出重新安排以适应并推动新的政治变革的努力。[20]光绪四年王夫之请祀被驳的理由，见郭嵩焘《礼部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请饬部存案折》，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31—33 页，原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 /5529 /017。

孙家鼐对立宪并未昌言反对，但是认为在国势衰败之时，不宜更张。（21） 奏调邮传部翰林院庶吉士章梫。

在统治阶层之中，孔庙仍是思想权威的象征，然而在趋新的士人中间，已经逐渐开始形成另外的、谱系也更加复杂的神殿。[42] 章梫的说法最为透彻，他说，有人谓如今的种族之说发于王夫之的《黄书》，其流为革命排满，民权之说发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流为平等自由，其实《黄书》只不过是惩明弊端，规画治世之大纲，并无所谓革命之语。[61]《学部侍郎严修等奏》，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 卷，第13页。[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606—5607页。

加上张之洞所作，大学士世续、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三人署名的一份共计27 件。盖民为邦本，立君所以为民，臣亦佐君治民者……秦汉以降，惟务专制，君骄臣谄，民怨罔伸，是以治日少而乱日多。不过，严修等的奏折主要是为黄宗羲、王夫之二人辩护，他们所列举的国家推行之新政，未必全是故儒已发之微言，至少如王夫之就从未说过要罢科举，而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也主要是顾炎武的主张。[15]胡思敬：《衡阳昆山余姚三先生从祀孔庙议》，《退庐文集》第1 卷，《退庐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443]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版，第167—182 页。

[9]陈勇勤：《光绪间关于王夫之从祀的争论》，《船山学刊》1997年第1期。未置可否的1 份说帖署名是学部（学部左丞乔树枏执笔）。

[53]《礼部奏》，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 卷，第1—3 页，此奏又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第5993—5994 页。总之，官制改革破坏会典，销毁则例，一切以意为之，荡然无复限制，不至于天下大乱而不止。

主驳的4 份说帖的署名分别是：（1） 理藩部尚书宗室寿耆、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恩顺。[46]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均有说帖赞成三儒从祀，而此次又随同画诺，这本是履行当时的正常程序，不能将他们认定为所谓主驳派的成员。[73]郭曾炘：《检旧箧见前议三儒从祀孔庙疏稿感赋》，《东方杂志》第17 卷第16号，1920年8月25日，第95页。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虽然《原君》等篇的本意只不过是危言悚论，藉以儆告后来，只是恐怕口实相贻，或至以辞害意，因此将驳斥黄宗羲从祀改为请旨定夺。[26]《大理院正卿张仁黼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14 页。

[59]从支持者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们已视孙家鼐为最大的论敌。而三儒其立身行己，皆于艰苦卓绝之中，具忠贞笃诚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为己任，其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应当予以一并从祀，以树薄海之仪型，俾远近闻风者咸知以希贤希圣为心，自不至叛道离经，荡轶 于礼法之外，实可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

[71]执笔写下这段评论的，正是日后奠基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孟森先生。[39]既然如此，那么胡思敬对黄宗羲公是非于学校的主张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也就毫不为怪了。

[24]《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 卷，第3—4 页。[31]这里所谓的辨言乱政，放在当时全国士民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国会请愿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语境中，显然是实有所指的。

[49]《军机大臣世续等说帖》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1—2 页。单就他们从祀孔庙的历程来看，在传统的框架之下——无论是传经还是卫道、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无论是学问经济还是躬行实践——他们都不合乎从祀的标准，也因此被屡次驳回。不得已，本打算将三儒一并从祀的曹元忠只得在详细开列了三人的事迹及学问出处之后，请将顾炎武予以从祀，而对黄宗羲、王夫之未置可否，请旨裁示。他引《明夷待访录·学校》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话，称今日内外学堂，电奏络绎，淆乱国是，干涉政权，遂援此为口实。

但是，这篇拟奏在礼部就没有通过，礼部右侍郎郭曾炘为之大幅删改，不仅将拟奏中对王夫之、顾炎武不利的词句删去，语气也改得较为和缓，更将指斥《明夷待访录》的3700余字进行删汰，改称黄宗羲虽然大节无亏，不过立言间有纯驳。在这种形势下，支持者要把三儒送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符号的孔子庙廷，面临的阻力是十分强大的。

[45]《礼部郎中吴国镛拟奏》及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5—18 页。清代延续明代制度，以孔庙祀典为中祀。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上谕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虽然朝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终的决定权仍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所以支持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慈禧在群言淆乱的情况下宸衷独断，以释群疑。

[12]这26 件说帖的原文俱见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3 卷。《清史稿?孙家鼐传》及《清史列传?孙家鼐传》亦有记载，不过时间有误，具体辨正见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明清人物与著述》，第93—94 页。[29]《法部主事梁广照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 卷，第22—23 页。[6]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第4-5页。

[70]但三儒从祀与立宪有关，当时即有论者观察及此。[57]《立宪纪闻》，原载《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12]就笔者搜寻所及，除此26 件之外，陈衍[13]、胡玉缙 [14]、胡思敬[15]亦有说帖，不过只保存于作者的文集之内，应属拟而未上。[23] 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京畿道监察御史沈潜联名的说帖亦就四库提要对三儒著作的批评进行了类似的辩解，称四库提要几乎对所有的著作都有批评，包括朱子本人，并无碍于朱子身任道统的地位，对于三儒亦应作如是观。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及岛田虔次为此书所作的序，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一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